“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，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。”70余年前，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《中国的惊雷》一书中的感言，用来解释红旗渠的修建同样贴切。
缺水是千百年来林州最深、最痛的记忆。从明朝建县起，林州县志上就频现“大旱、连旱、凶旱、亢旱”等字眼，多次发生人相食的惨剧。
对水的渴望有多迫切，林州对开渠人的感念就有多深挚。明初知县谢思聪开凿不足十公里的洪山渠，受益百姓筹资建“谢公祠”，并将“洪山渠”改名为“谢公渠”。
但苦难的缺水历史并没有终结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还有人因打翻水桶而自责上吊。31岁的县委书记杨贵站出来了，多方考察后，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入林县。
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策。杨贵不仅面临工程技术上的风险，还面临政治前途上的风险。红旗渠开建没多久，就有人攻击他劳民伤财。
多年后，杨贵回忆当时的心境：“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，这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住了，却战胜不了灾害，遭殃的是人民群众。”
群众的渴望就是最大的动力。县委征求意见时，林县百姓说：“国家没钱，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，这是祖祖辈辈的大事。”
“抢晴天，战阴天，小风小雪是好天，汽灯底下是白天，争取一天当两天。”为着千年的盼望，在山中风餐露宿的林县百姓化苦为乐：“撕片云彩，擦擦汗；凑近太阳，点支烟。”
悲壮又浪漫。在6800多万元的红旗渠总投资中，国家投资1025.98万元，仅占比14.94％，超过85％的投资来自地方和群众自筹。
红旗渠是一个写满初心的地方。
2013年，55岁的王生有同样面临一个选择。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的大哥王自有，在为村里修路奔波的途中突发心梗病逝，盘龙山村的“天”塌了。
王生有常年在外做生意，因车祸失去一条手臂。乡亲们想让事业有成的他回村接任支书。回，还是不回？对兼具党员和亲人双重身份的王生有来说，根本不是个问题。
盘龙山村海拔1300米，山高沟深，修一条下山的路是全村人的期盼。王自有带领村民奋斗多年终于打通一条9公里的土路，准备水泥硬化时，他却壮志未酬身先死。
王生有承接哥哥的遗愿，也扛起了全村人的期盼。多方奔走，他终于将坑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。
路通了，致富就有了希望。他又带领村民绿化荒山3000多亩，种植花椒、核桃、中药材1000多亩，不仅卖土特产有收入，也为旅游打下基础。
“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，是我大哥生前的愿望，也是我奋斗的目标。”王生有说。
从空中看，盘龙山村蜿蜒的山路如一条长龙，与远山间缓缓流淌的红旗渠遥相呼应。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心灵感应，是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所在。
红旗渠畔还传颂着一位女支书郁林英的故事。在她带领下，昔日坡多地少、偏僻荒凉的庙荒村摘掉了贫困帽，实现了基础设施提升、乡村旅游红火的华丽转身，成为太行山侧的一颗明珠。
他们是林州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。还有许许多多共产党人，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，但多年来彼此接力，活跃在带领老百姓战太行、富太行、美太行的最前线。
